千年文物与荧屏故事，在杭州相遇。

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在展出的“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以近千件五代十国文物和热播剧《太平年》的沉浸式叙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走进吴越国历史的门。这是全国首个影视IP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湖南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首度集结浙博。此次展览分文物厅和影视厅，其中文物厅将分三期呈现，展品分期更迭，首期展出至11月1日。

在这个展览里，我们不只回望一段政权更迭的往事，还能读懂藏在岁月深处的吴越底色——这里有钱氏一脉以民为本的治世初心，有江南文脉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更有贯穿古今、根植人心的“天下同宁”。

一只银盘的秘密

步入“历史主线”文物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批堪称“国宝”的重磅文物：浙博镇馆之宝——钱镠钱俶《二王批牍合卷》原件，是南方现存最早的帝王文书原件，此前极少公开展出；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远道而来的钱镠62岁钱唐湖投龙银简，时隔60余年首次回杭；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的北宋《开宝藏》本佛经实物，全球仅8家公藏机构保存12卷；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金龙，现存仅6件，是唐代微雕艺术的稀世杰作……

每一件文物似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吴越国究竟靠什么维系了近百年的太平？

其中，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级文物鎏金双凤纹银盘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它呈六曲葵花形，盘内錾刻双凤折枝花与双鸟衔花纹饰。这只银盘的装饰特征更符合唐代南方的金银器制作习惯，但它出土于西安北郊坑底寨。一只南方风格的银盘，为何会出现在中原腹地？

如果半蹲看向盘底侧面，谜底便浮出水面。盘外錾刻铭文清晰可见：“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大中大夫越州刺史……裴肃进。”原来，这只银盘是从浙东道出发、被送往北方的。而浙东道，是后来吴越国版图的另一半基石。

执行策展人、浙博历史研究部副主任魏祝挺告诉记者，鎏金双凤纹银盘出现在“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并非因为它是一件“吴越国文物”——它制作于晚唐，出土于西安，比吴越国正式立国（907年）早了约一个世纪，但恰恰是这种“时间差”和“空间差”，让它成为理解吴越国“保境安民”国策的一把关键钥匙:“唐代刺史向皇帝进奉金银器，正是从裴肃开始的。这只银盘因此被视为南方进奉制度的实物起点，揭示了吴越国与中原关系的制度渊源。”

这只银盘制作精美、工艺精湛，錾刻铭文完整记录了进奉者的官职身份。它证明：浙东道不仅有制造顶级金银器的手工业能力，更有将这种能力转化为政治资本的制度自觉。后来吴越国继承了这条路径：钱氏三世五王将金银器、丝绸、秘色瓷等高端工艺品纳入官营生产体系，向中原王朝勤修贡奉，以器物之美彰显国力，以工艺之精换取和平。作为回报，中原王朝承认吴越国的存在，不主动南下征伐。于是，东南一隅在五代十国的血火交织中独享了近百年的安宁。

“寻不着”的吴越国钱币

与这只银盘交相辉映的，还有藏在展柜中的一组五花八门的五代古钱币。这些古币来自不同的政权，形制各异，共同诉说着五代十国的货币乱象。

当时，中原五朝更迭，南方十国并立，几乎每一个独立政权都发行过自己的货币。楚王马殷铸“天策府宝”大钱，南汉铸铅铁钱，闽国铸当十大钱，前蜀先后换了七种年号钱。币值混乱、材质混杂，铜钱、铁钱、铅钱乃至泥钱同时流通，通货膨胀更是常态，当十、当百、当千的大钱层出不穷。

然而，在这“各铸各钱”的展柜中，观众却唯独找不到一枚属于吴越国的钱币。原来，那枚象征唐王朝的开元通宝，就是吴越国使用的流通货币。《文献通考》记载：“两浙、河东自铸铜钱，亦如唐制。”

这也是《太平年》的时代背景——剧中吴越市场上流通的，是品种复杂的开元通宝，以及各种质地不一的小钱和铅铁钱等劣质货币。剧中钱弘俶也说道：“银绢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些小平钱（开元通宝）。”

剧中有这样一段剧情：中原要推行代表中央正统与新规则的宋元通宝，钱弘俶入宫与赵匡胤围桌烤鱼，提及新办的铸钱局以铁代铜、广铸“宋元通宝”。新旧货币的兑换，成了一场古代版的“汇率战”——吴越用开元通宝，大宋用宋元通宝，成色、重量、工艺各不相同。钱弘俶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强迫百姓以五百文兑一贯，便成了劫夺民财的恶政。”

剧中这段关于货币兑换的据理力争，恰是吴越国百年立国精神的缩影——从钱镠立下“善事中国”的祖训开始，吴越便主动放弃以铸币宣示政权独立。富庶的江南并非没有铜矿与铸匠，而是选择不铸新钱、不立国号，以经济上的自我约束，兑现政治上不争天下的清醒承诺。钱弘俶在烤鱼炉边对赵匡胤说的那番话，与钱镠当年的抉择看似隔了数十年，实则同出一辙。正是这份跨越两代人的克制，最终铺就了“纳土归宋”的和平之路。

宋代残石藏着的彩蛋

《太平年》的剧迷在看“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时，会发现不少隐藏彩蛋。例如《太平年》中的铠甲造型，就参考了参展文物之一彩绘武士石刻浮雕的形制。

这件浮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星展品”。这也是它首次“破例”出京展出。浮雕高一米有余，汉白玉质地，出自五代后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之墓。此次来到浙博的是原墓室东侧的武士。它头戴兜鍪，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护项、山字形披膊、护臂、束甲绊、抱肚等细节一应俱全，铠甲残留的红、黑、褐、蓝等多色彩绘清晰可见。《太平年》造型指导陈同勋告诉记者，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感与厚重感，制作团队深入考据了五代时期的石雕及石俑等立体造型。剧中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弘俶身披重甲登上城墙，却因铠甲沉重而“拉不开弓”——这一细节真实还原了五代铠甲的实战分量，也让荧屏前的观众真切感受到了千年前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质感。

展厅中的两幅明代摹本画像——武肃王钱镠像轴与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像轴，也是《太平年》造型组参考的素材。画中钱镠头戴乌纱翼善冠，帽翅利落地向上弯翘。《太平年》中吴越国群臣头上那对令人印象深刻的“兔耳朵”帽子，正是以此为原型。

展厅中还有四块宋代残石，是《太平年》中多次提及的“钱氏功德碑”的历史原型。它们来自宋代苏轼的《表忠观碑》，上面书写的则是一个世纪前的吴越国往事。剧中钱弘俶的每一次抉择、每一场进退，最终都能在这篇碑文中找到历史投影，因此也有人将《表忠观碑》戏称为《太平年》的“剧情大纲”。

碑文中，苏轼将钱氏“以一人之去就，易一国之安宁”的历史抉择刻进石头，更留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的评价。碑文写成后，有人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大为叹服，说文章“绝似西汉文”。这既是对苏轼文采的褒奖，更是对钱氏一族超越党争、超越时代的认可。

一个已经消失的小政权，为何能在新王朝的碑石上获得如此礼遇？故事发生在北宋熙宁十年，杭州知州赵抃在巡视时发现，吴越国王钱氏在杭州与临安的多处陵墓、庙宇已荒废不堪。他随即上书宋神宗，请求将龙山废佛寺改建为“表忠观”，以表彰钱氏历代先王“有功于朝廷，有德于百姓”。奏请很快获准，宋神宗不仅批示“制曰可”，还御笔赐额“表忠观”。钱氏的功绩与和平的归途，在此一同被王朝正式加冕。

赵抃邀请远在徐州的苏轼撰写碑文，苏轼欣然应允。于是，一块新朝石碑，为消失的政权树碑立传。千年后，同一段历史又在《太平年》的荧幕上被重新讲述。从碑文到剧集，从文字到影像，何尝不是“天下同宁”最有力的注脚。

从一部剧到一座城

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是“历史文物主线+影视沉浸主线”双展陈体系。一实一虚、一史一剧，全方位解锁五代十国的文明脉络。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钱镠写的情话，在剧中成为钱弘俶王宫议事厅中悬挂着的书联，而在本次展览中，它被设计成一处“感应花开”的装置，当观众走近它，青瓷花苞就会缓缓绽放，化作宋代工笔诗意画卷——这是钱镠对夫人的深情呼唤，也是吴越国及所有人对太平年景的向往。

从《太平年》到“天下同宁”，从历史照进现实，决定举办这样一场大展需要多少时间？浙江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纪云飞和华策影视集团董事长赵依芳回想当时的场景，默契地用“一拍即合”来形容。

在纪云飞看来，这场“影视IP+文物”大展，创新尝试了一条“剧集引爆、文博支撑、文旅转化”的路径，拓宽了“看剧”“看展”的边界，更让历史可走进、让文化可触摸。赵依芳也坦言：“我们希望《太平年》不只是一段影像记忆，更要与历史文脉实地相融，成为吴越江浙文化的精神图腾，让更多人感知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统一、天下太平的千年信仰。”

随着大展启幕，“展旅联动·吴越三十景”文旅打卡计划、精品主题游线已同步发布。走出展厅，镌刻千年文脉的灵隐双塔、梵天寺经幢，铭记钱氏兴越、保境安民历史功绩的钱王祠、功臣塔，留存千年艺术与智慧的石窟造像、天文石刻等，都成为这场展览的衍生场景，在街巷山林间共同绘就了一部立体鲜活的吴越史书。

来源：浙江日报